年，疫情肆虐，中国旅游业遭受重创，同时，因为身体上的伤病，陈年喜不得不辞去在贵州一家旅游公司写文案的工作，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黔北。一路上火车经过无数脊梁炸开的山峰，在川渝交界，他透过车窗看到落日洒满山河，忽然觉得人的生活似乎总是过得很慢很慢，于是他写：
时节离端午还早
沿江的艾草已长到一尺多高
人间所有的思念
总是慢于植物的速度和尺度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0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诗歌盛放的年代，“天上掉下一根杆子，砸到的都是诗人。”
诗歌如同烈酒，灌醉了带着*疸肝炎在家休学的陈年喜，他看着窗外天空飞过的播种机和光秃秃的山头上像雨一样洒落的松子，写下了第一首诗，投给了《当代青年》。
然而，当陈年喜开始澎湃创作时，诗歌的浪潮已经褪去，创作诗歌的所得已不足以维持生计。年，经熟人介绍，他走入幽暗坚硬的矿山，成为了一名爆破工，每天与无尽的黑暗和轰鸣为伴。每次起爆后，山石炸开的声音，都能让他在此后的一小时内都处于失聪状态，眼前的世界也完全被尘土覆盖。
死伤在矿山是寻常事，同他共事过的炮工里，有的查出了矽肺病，有的落下终身残疾，有的在处理残炮时，被缓慢燃烧的炸药炸成了血雾……矿洞里的鲜血让他心里感到难言的伤痛，“他们好像就是我自己”。
漫长的时间里，他把深藏心里的痛苦尽数铺陈在装炸药的纸箱上，每离开一处矿洞时，写满诗歌的炸药箱都已经铺得很厚很厚。
年春天，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里接到弟弟的母亲查出食道癌晚期。彼时他的父亲也已瘫痪多年，他很想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但他更明白家里最需要的是钱。他只能留在矿上，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把一切都埋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用生命一次又一次地爆破、炸裂。
夜里，他无法入眠，矿洞里的高噪音已经让他头痛欲裂，家人的消息更像是一条导火索。他趴在化肥袋子和破板子搭建的桌子上，用文字把自己炸裂：
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身上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那一天之后，他活得何其漫长
02
年，诗歌评论家秦晓宇读过《炸裂志》，立刻找到了陈年喜，将他的诗歌收录进正在策划的以“打工诗人”为题材的诗集，并拍摄了以他、许立志、邬霞等人为主角的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
年8月，工人诗歌集《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出版，书名取自陈年喜创作的一首诗；11月，电影上映，“工人”和“诗歌”这两个早已不算主流的题材又一次走入了大众视野。
这一年，甘霖与干旱同时降临他的生命：4月，陈年喜的身体突然告急，医院接受颈椎手术后，他忍不住大哭了一场；9月，瘫痪多年的父亲离世，把他“向老里又吹送了一程”；因为身体原因，他不得不离开矿山，即使那里承载着一家人的温饱。
电影上映后，他作为主演之一常常到各地演讲，面对热情的观众，他仍然会想起这一年带给他的悲喜交织的一切。他说：“人跟人之间还是不相通的。”——观众们只是喜欢苦难之中开出的文学之花，并不是真正想了解苦难本身。
这一年，他好像变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既无法让被他的诗歌所打动的人真正了解工人阶层，回到矿上又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隔膜，“因为工人们其实也没怎么看《我的诗篇》这样的纪录片，我不知道是电影所表现的东西不如真实生活那样复杂，还是他们觉得看这个也无用，反正就是恰恰是这样一个群体并不怎么关心自己的文化”。
大家都叫他“矿工诗人”，他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标签：“其实文学就是文学，包括诗歌也是，写人的生活命运，写一个时代的真相，工人只是一个身份……工人和专门写诗的诗人无非就是生活经历不一样，但是探索的真相是一样的。”
年，他在博客上更新了一首诗，诗名叫《耳聋记》：
河水还在梦中河边的
三只鸭子呱呱叫着
像三朵新开的白莲
它们不知道路过的那个人
那天刚过四十四岁
更不知那人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一天是他一辈子的最后时光
那一天之后
他活得何其漫长
那是年正月的一天，长期的爆破工作，让他发现自己的耳朵开始听不到声音。“（诗里的）那个人就是我”。能干的陈年喜走了，健康的陈年喜也走了，在重压之下苟延残喘的陈年喜留了下来。
永恒的生死被我们经历
03
年3月，一个好天气，陈年喜确诊了尘肺病，矿工常见的三种职业病，他都占了。在文章《确诊尘肺病后的日子》中，他写道：“我一下想起很多人，很多事，它们有的与尘肺有关，有的无关，但都和死亡后事有关。”
在文章中，他还提到了在贵州工作的三年，那是他漂泊生涯中最安适的日子。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创作：看看无边无际的天和地，看看充斥着爆破声的十几年人生。经历了那么多身边人的离世，他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还能带着一身病痛活在这个世界上。
诗歌已经无法满足他想展现的世相和生活，他开始了散文与非虚构写作，更大篇幅的文字里，也流露出更加丰沛的情感。这些年，他的作品里出现了更多对生命的思考，这是多年来无法安定的生活带给他的，“漂泊与时间无关，它有宿命的特性”。
但是，离开矿山后，陈年喜意识到自己的创作面临着一个问题：他的作品中，备受大部分读者喜爱的“土地的炸药味”正变得越来越稀薄，他尝试通过挽歌的形式来回忆矿山的生死和日月，但始终无法进入一个理想的状态。
“这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其实很清楚。就是说人的命运会转变，他的作品也会随之转变，他无法再保持原来的那种奋斗的力量。我很警惕这个事情，但我真的也阻止不了”。
陈年喜说，其实写作并不是他真正的梦想，只是他的身体干不了别的事情了，最终仅能靠写作博得生活的一线希望。在年环球新闻的采访中，他说写作不会成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而在三年后腾讯新闻的采访中，他却不得不说写作可能是日后生存唯一的资本，提起这些，他只觉得无可奈何，“原来身体还可以，还有很多的梦想，甚至还办了护照想去塔吉克斯坦，和我的同伴们去国外，再从事爆破……但是这中间有非常多的转变，特别是身体的转变，确实是有一种无奈吧，人生的无奈”。
未来的生活好像一眼就望到了头，目前，陈年喜还是在已知中做规划：他想尝试小说创作，想写更多的非虚构作品，想写所有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里挣扎的个体。在他所热爱的土地上，“生者和死者都以风的形式吹拂”。
在讲起那些伤痕累累的事情时，陈年喜的语气听不出什么起伏的情绪。采访结束后，挂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