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今日分享一篇发表在DiseasesoftheEsophagus杂志年的文献，通讯作者是美国LeeMoffitt癌症中心研究所胃肠肿瘤科的JosePimiento教授。
前言
食管癌(EC)是世界上第七大最常见的癌症和第六大最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管化疗方案、放疗技术的改进、手术管理的技术进步和围手术期护理都有显著的改善，EC仍然与不良预后和高死亡率相关。食管腺癌(EAC)和鳞癌(ESCC)是两种最常见的组织学亚型，EAC在西方占绝大多数，ESCC在东南亚国家占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年和年，并继续迅速上升，而经济和社会协调委员会则在下降。美国EAC发病率的增加与肥胖人数的增加有关，而ESCC发病率的下降则归因于烟草和酒精消费的减少。ESCC和EAC由于不同的地理分布、危险因素、主要解剖位置、病因和肿瘤生物学特点，在许多方面被认为是不同的实体研究表明ESCC比EAC增殖更快，因此对放射治疗更敏感。
此外，ESCC最常发生在食管的上、中三分之一，而EAC发生在食管的下三分之一和胃食管结合部。已有研究表明。，远端ESCC少见，临床表现独特。因此，我们建议，特别是远端EC应根据组织学亚型进行区分。对于可切除食管癌，在食管癌手术前进行新辅助化疗(CT)、放疗(RT)或放化疗(CRT)是公认的标准治疗方法。与单纯手术切除相比，新辅助治疗(NAT)对ESCC和EAC的生存益处已经得到确认，并且在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患者中最为明显。
然而，尽管ESCC始终显示较高的pCR率，组织学亚型与EC存活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对比研究表明，ESCC患者的生存率优于EAC患者、低于EAC或与EAC相同。尽管有证据表明近端和远端EC与不同的复发模式和生存率相关。因此，我们试图比较接受食管切除术的远端EAC患者和远端ESCC患者的病理治疗反应等级和生存率的关系。了解组织学对远端EC结果和预后的影响将有助于指导这些患者的治疗和监测方案。
摘要
目的
与食管腺癌(EAC)相比，食管鳞癌(ESCC)在新辅助放化疗后具有更好的病理治疗反应。然而，组织学对生存率的影响尚不清楚。在流行病学相似性的基础上，有人建议，远端EAC应不同于远端ESCC归为一类，但几乎没有数据支持这一建议。因此，我们的目的是比较远端EAC和远端ESCC患者的病理治疗反应(PTR)和总生存率(OS)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包括接受食管远端恶性肿瘤切除术的患者。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对组织学亚组进行配对(1:1)。比较两组术前临床参数、肿瘤预后和生存率。
结果
尽管传统上已知ESCC患者与EAC相比有更好的PTR，但在我们的大型系列研究中，ESCC患者的PTR或OS没有任何改善。EAC和ESCC患者的治疗建议除了考虑组织学外，还应考虑肿瘤的位置。
结论
尽管传统上已知ESCC患者与EAC相比有更好的PTR，但在我们的大型系列研究中，ESCC患者的PTR或OS没有任何改善。EAC和ESCC患者的治疗建议除了考虑组织学外，还应考虑肿瘤的位置。
讨论
EAC和ESCC因其不同的危险因素、癌变机理和肿瘤特征而被认为是不同的疾病实体。然而，在临床环境中，这些组织学亚组通常是相同的治疗，目前尚不清楚治疗策略和监测方案是否应该针对组织学而不同。虽然以前已经研究过组织学对EC结果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并未区分不同解剖位置的EC，尽管有证据表明，近端和远端EC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策略，并表现出独特的复发模式，可能与不同的生存率有关。
与远端ESCC相比，远端EAC具有明显的分子特征，表现出独特的周向分布模式。此外，考虑到与近端胃癌在流行病学上的相似性，以及难以确定这些肿瘤之间的确切起源位置，因此，我们的目的是比较手术切除的远端ESCC和远端EAC的肿瘤学结果和OS。我们的大型、单一机构研究包括例食管鳞癌患者，这些患者分别尝试或完成了单独或NAT后食管切除术在我们的队列中，ESCC患者中女性的比例更高(26.1%vs.12.1%;p0.01)和非白种人(12.0%vs.3.8%;p0.01)。在倾向评分匹配后，两组之间的病理反应率或OS无显著差异，提示食管远端EAC和ESCC在治疗策略和监测方案方面可能有相似的处理。
传统上认为ESCC比EAC对放疗更敏感。CROSS研究报告ESCC和EAC的pCR率分别为49%和23%，一些后续研究同样将ESCC与更好的病理治疗反应联系在一起。对我们整个队列的分析最初似乎得出了与这些先前研究一致的结果，ESCC组的0级应答率高于EAC组(63.5%vs.38.9%;p,0.01)。然而在匹配了年龄、种族、性别、BMI、肿瘤分级、肿瘤分期和新辅助治疗等特征后，食管远端0级应答率无显著差异。这一发现与许多文献中报道的情况形成了对比，这可能是因为以前的研究未能区分不同解剖部位发生的癌症。已经有人提出，在放射治疗期间，食管上段肿瘤可能接受更高的治疗剂量，因为比食管下段活动性更少。此外，在治疗过程中，由于胃充盈而导致的胃形状的部分间差异可能会使靶区定位复杂化，并减少远端EC的剂量输送。然而，对于胸中段或胸上段肿瘤，这并不值得考虑。因此，以往研究中观察到的组织亚组间pCR率的差异可能是ESCC和EAC在主要解剖位置上的差异造成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报告的0级反应率明显高于文献中关于新辅助治疗的病理反应。在之前的分析中已经报道了较高的0级回应率相关的一些因素已经，可能反映了我们提供的放化疗技术和方案组织学和生存率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可能根据治疗策略而有所不同。在仅接受手术的患者中，EAC患者的OS优于ESCC患者，且复发风险较ESCC患者低。然而，在术前接受NAT的患者中，组织学对生存的影响尚不清楚，有相互矛盾的证据表明ESCC患者的生存有优势、劣势。Chang等的SEER数据库研究通过治疗策略对他们的队列进行了分层，发现除了接受根治性放疗的患者外，EAC和ESCC之间的生存期是相等的，我们的研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和EAC和ESCC组织学组之间的可比生存率控制了治疗方式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与ESCC患者相比，EAC患者的中位OS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却延长了9个月，这可能具有一定的临床相关性。
我们的研究有几个局限性，包括其回顾性性质和潜在的患者选择偏倚，这是研究回顾性设计固有的。由于外科医生的手术技术不同，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偏倚。对于食管癌的治疗是否应该以组织学为靶点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论。尽管许多人声称ESCC和EAC是独特的疾病过程，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策略，但大多数机构在EC治疗中并不区分组织学亚型。特别是食管远端ESCC和EAC，由于它们具有独特的基因表达模式，因此应将它们分开分类然而，组织学和远端EC结果之间的联系仍有待研究。
编者
看来，医学研究中，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而是医生的主观偏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