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最普通的农村街景。
三轮摩的穿行其间，小贩沿路支起摊子，带着四川口音的吆喝声在镇上此起彼伏。街旁放着一张麻将桌，人们在路边抽烟摸牌，若是生人走过，门前的土狗便会狂吠。
沿着水泥路，从四川什邡市区前往南泉镇，要穿过大片的油菜花田。路上的每一个窄小的岔路口，都是通往乡村的路。南泉镇卫生院，便坐落在这样的地方。
3月19日下午，殡仪馆的车又来了。黑车刚在街头冒出一个影子，路边的两个商贩便躲进了附近的店铺。直到鞭炮声响起，载着遗体的黑车走远，他们才走出来继续支摊。“有点晦气啊。”他们撇撇嘴。
年，南泉镇卫生院成为德阳市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正式挂牌成立临终关怀科，面向乡镇收治生命终结期在3至6个月内的临终病人。病房开辟在铁门坎分院，这里的6间安宁疗护病房能容纳12位病人。
自那时起，有93人接受了南泉镇卫生院的安宁疗护服务。这天，住在安宁疗护病房里的第73位老人逝去。
在全国范围内，像南泉医院，开设安宁疗护科室的尝试尚属少数。要在人人都忌讳死亡的乡镇，让临终老人体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泉镇卫生院铁门坎分院，2楼是安宁疗护病房。新京报记者汪畅摄
想法
3月上旬的一天，住在安宁疗护病房的一位老人决定自杀。他把呼吸机的管子往脖子上缠，然后用力拉扯。
他的儿子推门而入，解下那根管子，“你要自杀?”老人点点头。癌症几乎扩散到全身，疼是他唯一的体验。使用吗啡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刚用了药没一会儿，他又疼得呜咽出声。
癌症病人的痛，是南泉镇卫生院院长杨尊强心里的一根刺。年，他父亲生了肿瘤，疼痛很快在身体蔓延。时间久了，父子间生出嫌隙，一个人责怪，我这么痛，医院的院长都治不好我?一个人自责，原来医生也是无能为力的。
一次外出交流时，杨尊强了解到，安宁疗护科室可以收治生命终结期在3至6个月内的临终病人，吗啡在这里不限量使用，一切只为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们更有尊严地接受死亡。可这样的科室多在大城市建立，费用高昂。
难道农村就没有癌症病人?杨尊强发现，看护问题是社会的痛点，“那些家庭没有专业的看护知识，往往一人生病，整个家被拖着走。”
南泉镇卫生院的医生余光辉亲历过这样的痛苦，他的叔叔因食道癌去世，先是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成皮包骨，后来疼得不行，独女辞去工作，整夜照看，老人捂着胸口疼得直叫，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买不到吗啡，也吃不下东西，老人到末期又疼又饿，“说是活活折磨死的，也不为过。”叔叔的这场大病，还耗去了家中大量积蓄。
杨尊强也在调研中发现，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到后来只能专职照看老人，生活和工作两难全。他看到了老龄化问题的到来，“我父亲生病时，好歹有三个子女轮流照看，像独生子女家庭怎么办?如果他们再贫困一些，岂不是贫上加贫?”
年，当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落到德阳，杨尊强很快提交了申请表。在德阳全市，他们是唯一一家提交申请的医疗单位。
3月21日早晨，南泉镇卫生院铁门坎分院，罗云川在安宁疗护病房查房。新京报记者汪畅摄
试一试
年，南泉镇卫生院成为德阳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正式挂牌成立临终关怀科。
杨尊强知道人们忌讳死亡，将科室的命名定为安宁疗护科室。年谋划病房时，他担心村民难以接受住院，“一是老人不愿意住院，希望落叶归根，死也要死在家里。医院，子女们会被认为是不孝，说你们怎么不管老人家了。”
他相中一个小区，希望在那里设置安宁疗护病房，“更像是家了，总有人愿意来了吧。”
正当杨尊强兴致勃勃地开始兴建病房，等来的却是拦路的居民。原来，地址刚定下，消息就在小区里散播开，居民们不愿和“等死的人”住在一起。
事情只好作罢，安宁疗护科室最终开在了南泉镇卫生院，病房定在了铁门坎分院，这里的6间安宁疗护病房能容纳12位病人。
随之而来的，却是两个新护士的辞职信。最开始，杨尊强只是以为她们有了别的安排。后来才听说，她们是不愿面对那些临终的老人。
“说直白一点，为什么要收治一些要死的人?在家里等死不就行了吗。”杨尊强记得，当时什邡市乃至德阳市的医疗系统，也炸开了锅。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为临终者专门建立科室，究竟有什么意义。
卫生院的医生也不理解。杨尊强发现，每次他们路过安宁疗护病房，都会突然加快步伐，绕着道走在路的另一边，“仿佛连往里看一眼都不愿意。”
杨尊强只好自己领着人干。每天早晨八点半查房，翻动老人的身体检查褥疮，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他也开始留意团队建设，现任安宁疗护科室主任罗云川就是那时加入了团队。这是一个娇小的姑娘，做事细致稳妥，总是笑嘻嘻地和老人说话，杨尊强觉得这是个好苗子，便邀请她加入。
慢慢地，一支由医生、护士、社工、药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的团队建成。杨尊强想，“就继续试一试吧。”
“一块砖”
“黄孃!”楼下有人喊。时间接近中午，求诊的病人早已散去，这句叫喊格外清晰。
南泉镇卫生院铁门坎分院有两层楼高，四个方向的楼房围住了一个小操场。罗云川说，这里的人都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在这儿，原始的叫喊能获得最直接的反应，护工们忙得没时间看手机，发信息反而会延迟反应。
3月22日中午，南泉镇卫生院铁门坎分院，护工黄丽在安宁疗护病房给患者喂饭。新京报记者汪畅摄
黄丽是这里的护工，四十多岁，个头不高，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白班从早晨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她和三个同事需要挨个给上下两层楼的老人们喂饭、洗澡、清洁房间，有时还得给老人喂药，辅助医生换药，基本没有空闲的时间。
3月22日中午，黄丽端着病人的午饭上了楼。饭里泡着小半碗汤，荤菜和素菜浇在上面。这是罗云川为病人们搭配的饭菜，她考过营养师证，院里安排她设计伙食。
二楼的6间安宁疗护病房里，住着10个卧床不起的老人，他们基本都是半失能、失能老人。看护工作很是繁杂，护工几乎要包办病人的吃喝拉撒。为了给他们营造良好的环境，卫生院在楼梯处设置了门禁。除了医护人员，唯有持家属证的病人家属，方可进入。
有两个病人用上了呼吸机、心电仪器等设备，他们各自住在不同的病房。不过，病房里静悄悄的，心电监护仪被消了音，一旁的呼吸机持续发出“咕噜咕噜”的气泡声，只有走近才能听到。卫生院知道病人们畏惧死亡，特意消去了仪器的声音。
这一天，陈大爷刚被另一位护工喂完饭，该换药了。黄丽一手扳着陈大爷的肩膀，一手推着他的腰，帮他翻身。被子掀开，束在手腕的蓝色带子格外鲜艳。
这是约束带。陈大爷今年60多岁，是附近的村民，得了脑梗后，身体瘫痪，卧床不起。他觉得时日不多，便住进了安宁疗护病房，家人偶尔来探望。他总是抓挠自己的身体，有时还扯纸尿布、包扎伤口的纱布。黄丽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然他的伤好不了。”
他全身上下瘦成了一个骨架子，皮肤松垮地耷拉着。黄丽轻轻翻动陈大爷的身体，值班医生摘下粘在老人背部的纸垫，然后缓慢地撕下纱布，一个手掌大的褥疮仍未结痂。
“会有点痛啊，一下子就好。”每次动手前，值班医生都说这么一句。随着不同的药物喷射到老人的背部，他无力又缓慢地呜咽出声。黄丽立刻拉住他的手，往他的耳朵边俯身，“换了药，你就要好了，好了我们就出去耍!”
一旁躺着顾大爷，今年88岁，这一天，是顾大爷的生日。换药前，黄丽贴着他的耳朵喊了句，“生日快乐!”这会儿，顾大爷心情很好，他把头稍稍偏向右侧的邻床，“会好的，好了，我们一起去吃鸭子。”
黄丽在陈大爷背后垫上枕头，防止身体扭动，触痛褥疮的伤口。她走下楼去，其他护工拿着换下来的被单，正往洗衣机里塞，走在楼下的医养结合病房里，黄丽顺手给另一位安宁疗护病房的病人清理了粪便。
快一点了，护工们还没吃饭，她们陆续走向食堂，快速扒拉完饭之后，黄丽和同事又走上楼，在安宁疗护病房的卫生间里，为老人们擦洗身体。
医护人员的转变
黄丽是为数不多坚持了三年多的护工，她和同事们一样，都来自附近的村子，对死亡有着天然的忌讳。
劳累没有劝退黄丽，但死亡总让她揪心。她曾做过噩梦。一个大娘在梦里和她说笑，黄丽刚要帮她翻身，猛然想起大娘白天已经逝去。凌晨三点惊醒后，黄丽再未睡着。
“在这里的老人，基本上撑不过一个月。”余光辉说。或许是因为陆续有人逝去，又或许是因为干的活儿又脏又累，和黄丽同期来到南泉镇卫生院的护工，基本都辞职了。
黄丽理解她们的选择，刚来那阵子，她甚至不敢把工作的事告诉别人，连家人都以为，她的工作只是给老人喂饭。她独自承受着对死亡的恐惧，即使做了噩梦，也闭口不提。
南泉镇卫生院铁门坎分院的安宁疗护病房。新京报记者汪畅摄
首次面对病人逝去的情景，让黄丽至今难忘。医生抢救时，她就站在旁边，想把头撇过去不看，却又因为随时需要帮忙，而不得不看。她双手交织着攥在胸前，感受到身体忍不住地颤抖，心里想着，“快点好起来!”
但实际上，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在入住安宁疗护病房时，心中便清楚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放弃与疾病的积极对抗，温和度过临终期。
院里有些医生无法理解这种举动，杨尊强明白他们的不解，医护人员要看病救人，可安宁疗护只能减轻病人表面的疼痛，病症依旧存在。
专业看护人员的流失，是南泉镇卫生院一直面临的问题之一，杨尊强只能继续招人。
来这里的医护人员，不可避免地需要和病人打交道，尤其是护工。杨尊强在这里花费了更多心思，使用人体模型培训翻身、打流质食物、洗澡清洁之后，南泉镇卫生院还要对他们进行家访，“看看她的为人处事，看她和老人是怎么相处的。”正式上岗的前一个月，是实习期。黄丽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培训后，才来到南泉镇卫生院。
“让老人安心，让家属放心”，一幅锦旗改变了医护人员的想法。那是年夏天，安宁疗护的病房刚刚开启不久。老人“走”的时候，四个孩子送来一面锦旗，他们觉得老人临终前，被护理得很好。之后，办公室里挂着的锦旗越来越多。来往的医生们慢慢意识到，原来让人更加安详地逝去，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遗愿清单
不过，这也不意味着，住进来的病人，已经坦然接受即将逝去的事实。
3月19日下午四点多，一声大喊打破了宁静，“余老师!一床病危，紧急急救!”余光辉闻声而动，他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和血压仪，冲出办公室，直奔对面楼梯。
当他跪在病床上，大力按压老人的心脏部位，他抬头瞥见了邻床的动静。侯大娘伸出手，紧紧攥着床边的栏杆。身体被手臂的力量拉起。她侧卧的身体摇摇欲坠，似乎坚持不了多久。
心电监护仪的线条在无声中走向持平，南泉镇卫生院的安宁疗护科室送走了第73位老人。气氛变得很低沉，人们放缓步伐，压低声音。
而侯大娘坚持着背对的姿势，直到处理后事的人走来，开始为逝者更换寿衣。侯大娘才伸出另一只手，她先是拉扯着裤腿，一上一下地在腿上乱抓，然后撕扯身上的输液针头。
按惯例，一位老人濒死前，会提前为同病房的老人换房。可这次事发突然，“死亡”直接出现在侯大娘眼前。余光辉赶紧拉住那只茫然无措的手，轻轻拍着她的背，“没事的哈，不要担心。”
杨尊强发现，即便走到第五年，南泉镇的临终老人，仍然无法接受自己即将逝去的事实。当地观念的落后，仍是他们推行安宁疗护服务的阻力之一。
如何让人们从心理上接受自己终将逝去，是卫生院的医生们时常思考的事情。罗云川有一个紫色笔记本。本子上记载着老人们的遗愿清单，年6月至今，老人的遗愿已经在本子上记出了一厘米的厚度。
3月24日，南泉镇卫生院，安宁疗护科室主任罗云川展示了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患者的遗愿清单。新京报记者汪畅摄
为老人整理遗愿清单，起源于一个遗憾。一次查房时，老人说，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小女儿，她人在外地，刚离了婚，老人害怕自己死后，女儿的生活没个着落。余光辉提议，等他身体状态好一些，给他录些视频，按年份发给他的女儿，就好像他还陪着女儿。
老人连连点头，可是12天后，老人骤然离世。去世前，他还嘟囔着这件事。
卫生院的医生们想，不肯面对死亡，大概是还有放不下的事情。如果能完成自己的心愿，也就能不那么焦虑了吧。于是，遗愿清单的项目被提上了议程。
随意翻开本子，其中一页写着年1月1日的谈话内容。一位老人口述了三个心愿，第一个是希望孙儿来看望自己，第二个是想回家看看，第三个是想吃一个橘子。如今，三个心愿已经完成了两个。
老人完成心愿时，也是医护人员最开心的时刻。当天，给老人剥开一个橘子后，罗云川在心愿后写下，“嘻嘻，当天(完成)。”
前些天，有老人突然想去看看附近的油菜花，他们坐上轮椅，被黄丽和同事们推着出发，来到金黄色的田野。阳光普照，老人被花朵簇拥，黄丽想，“活好每个现在，就是对死亡的尊重吧。”
延伸至“千家万户”
3月21日，铁门坎分院的安宁疗护病房里，一个老人耷拉着脑袋，背靠着升起的床头。癌症侵袭了他的肺，如今已是晚期，只有坐着睡觉，他才不会咳嗽。一旁的洪艺晨红着双眼，在旁边陪着。老人是她的父亲，肺癌在去年春节后查出。
起初，老人坚信自己的生命力，医院治疗化疗，对疼痛不吭一声。可是直到去年8月，6个疗程的化疗结束了，病情仍未见好，疼痛越来越烈，喘气也越来越难，一躺下，就咳个不停。每到夜里，躺在旁边沙发上的洪艺晨，总会被父亲叫醒。他咳嗽的时候使不上力，需要洪艺晨为他拍一拍背。
治不好了，是家里人的共识，洪艺晨带父亲回了家。作为长姐，她独自挑起了看护工作。病痛损耗着病人的脾气，父亲总在半夜疼得哀号怒骂，折腾得一家人无法入睡。洪艺晨跑到南泉镇卫生院，想买些止痛药，却意外得知了安宁疗护科室。
父亲不再逞强，可他拒绝入住病房。他歪着脑袋说，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但求落叶归根，在家里逝去。3月21日，老人咳了血，洪艺晨带他来到铁门坎分院，他再次拒绝入住。
于是，洪艺医院输营养液，等到晚上就回家。病床上，他紧闭双眼，对所有的喧闹无动于衷。只有医生走进，伸出手开始换吊瓶的时刻，老人会突然睁大双眼，目光炯炯地盯着吊瓶。
到了这一步，给自己止住疼痛的吗啡仍是他禁区。这在他看来，是濒死之人用的药，他不能听人提起，也不能看到药瓶上的字，一旦有人说要给他用吗啡，他就气得骂人，宁愿痛着，也不用这样的药。南泉镇卫生院的人都知道这一情况。他们小心照料着老人的情绪，防止刺激到他的心理。
在南泉镇，这样的病人不在少数。为了让他们也更好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南泉镇卫生院将临终关怀与家庭医生制度相结合，下乡为临终老人提供安宁服务。
如今，共有15人享受着上门的安宁疗护服务，医生们24小时为他们开着机，随时等着他们的求救信息。
做这样的服务，意味着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医生提及薪资低的问题，“如果一天只接到26个门诊，我都会心慌这个月的工资。”杨尊强也知道，“医护人员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他只能为他们尽力争取。
一般情况下，患者要入住安宁疗护病房要满足两项条件：被医生诊断为生命终结期在3至6个月内的临终病人;本人及家人认同安宁疗护的理念，愿意配合护理方案。
但在乡下，有的人没钱，医院的诊断证明。为此，在德阳市卫健委的支持下，南泉镇卫生院加了一个入住条件：确实病人有需要，可以由卫生院提出会诊要求，由安宁疗护专家团队出具准入意见。杨尊强希望，这种舒缓疼痛的治疗，能沿着乡村大道，走进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费用是村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