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盐田港
视觉中国（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章奇）
一组数据展示经济成就斐然
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就可谓一骑绝尘。
截至年，中国经济以接近10%的年化平均速度快速增长。年，中国的GDP总量以近5.9万亿美元的规模，超过超过日本（5.4万亿美元）成为总量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名义GDP进一步从的48万亿元人民币上升到年的74亿人民币，期间GDP年均增长7.3%。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从年至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从美元上升到美元，大幅超过世界银行所设定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美元）的标准，并进一步向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美元）迈进。
中国经济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总量的增长，结构性变化也十分显著。不仅第二、第三产业在总产出中已经占到80%以上的份额，而且从年起，服务业（包括餐饮、金融等）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包括制造、采矿、建筑）成为对产出贡献最大的产业。
由于经济增长而催生出来的绝对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其收入和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根据一项预测，虽然私人消费在年（4.4万亿美元）仅占GDP的39%，但到年在不发生重大冲击的情况下家庭可支配收入将达到美元，而消费预计可达9.6万亿美元，占GDP的43%。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不仅为中外各国企业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且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甚至影响其创新方向，例如对消费金融、电子商务、保健、保险、旅游，家用电器等领域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消费驱动科技创新的演变路径，意味着中国科技在特定领域有可能通过弯道超车的方式赶超先进国家，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向也极为重要。
产业结构的变化、消费水平的上升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也推动了城市化。截至年，从乡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使得城镇人口增长了五亿。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并进一步催生了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诞生。到年末，多个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一千万。放眼国际，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大城市中，有六个在中国：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有16座城市已经属于高收入城市经济体，其人口均超过万，总和达到1.7亿。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效率。
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如果接下来5——10年内，只要国内外环境不发生颠覆性的不利变化，那么中国将在年实现“十三五”所规划的GDP和人均GDP在年水平的基础上翻番的目标几乎是必然的，甚至下一步经济发展迈向更高的目标和阶段也大有希望。中国成功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跻身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一并不遥远的愿景，无疑极为鼓舞人心！
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
视觉中国强*府主导发展下的*策导向：增长优先和分配效应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不遑多让。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众所皆知的亚洲“四小龙”及其他少数几个小国和地区外，通过持续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和中国发展经历相比，这些后来被视为发展成功典范的“发展型国家”也有着很多相似的经历，这说明了成功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共性：
稳健的宏观经济*策和环境，例如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强调预算平衡甚至盈余而不是赤字，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强调投资，尤其是对制造业的投资，并通过提高出口部门的竞争力来打开国际市场；
强调产业*策的作用，通过产业*策的鼓励和限制，尤其是贸易*策和信贷*策的引导，实现制造业的增长、出口的增加、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具有一个稳定的*治环境，包括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一支职业化、专业化和自主性的官僚队伍等等。
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无论是亚洲发展型国家还是中国，其经济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除了离不开坚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之外，均是在与西方*治体制迥异的环境下取得的，且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府和训练有素的官僚体系。强有力且具备发展倾向的*治领导层和职业化官僚体系两者相结合，使得中国等发展型国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statecapacity），不仅能从长远角度出发，克服各种利益集团的阻力，控制腐败和寻租，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产业*策并解决实施中的协调问题，还能有效动员储蓄，实现对特定部门和产业进行投资，从而降低发展的阻碍，实现经济增长和技术升级。
不过由于制度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府对资源的控制程度和动员力度是亚洲发展型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首先，通过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免和管理，中国的*和*府一直保持了对官僚系统和干部的强有力的管理和控制，从人事上保证对稀缺资源的绝对控制。
二是，通过对土地、石油、天然气等稀缺资源型生产要素的控制，国家实现了对上游生产性资源的控制。例如，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让从中央*府到各级地方*府都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以提供廉价土地来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和招商引资，实现资源的定向配置。
三是，除了重要生产要素的国有制外，中国还存在大量“国家队”(NationalChampions)，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针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改革以来，形成的大型和超大型中央企业。在“抓大放小”战略的指引下，年在原中央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多家中央大型企业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并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1
作为“国家队”的央企不仅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补贴和优惠贷款，而且在大批战略性行业和上游产业如石油、天然气、民航、邮电、通讯、铁路、电力等领域占据近乎垄断的地位。除了央企，地方*府尤其是省级*府也仍然拥有大量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比如近年来在地方投融资方面起到重大作用的地方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和地方*府融资平台等等。
四是，*府牢牢掌控着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尤其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目前，按资产计，中国已拥有银行、股市、债券市场等在内的全球最为庞大的金融体系。通过对利率、汇率、市场准入以及银行信贷（规模和结构）的管制，再加上通过对金融体系的国有制和高层人事任免控制，*府对金融体系保持了强大干预能力。
其中，一个以国有银行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是中国*府管控融资格局的核心所在。截至年，银行贷款余额达10.7万亿美元之巨，银行信贷/GDP比例达%。年，全部商业银行的资产达15万亿美元，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了近60%。除此之外，四大商业银行还占据金融体系全部金融资产的45%。实际上，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直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策目的，如推行产业*策的主要手段。
因此，与传统“三位一体”、以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不同但又类似的地方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已基本形成了新的“三位一体”战略：以国有制为基石的稀缺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为核心的战略行业（尤其是上游产业）国家垄断与资产经营，以及包括产业*策、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源配置体系。
这种新“三位一体”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年开始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体系的结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而这种“三位一体”的国家干预主义及其所导致的*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也是中国经济模式和亚洲发展型国家经济模式的一个显著区别。
这种强*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官僚系统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统筹协调全国性的市场化改革和其他跨部门跨地区的战略部署，高效贯彻来自上级尤其是顶层的规划蓝图，并迅速动员大量资源、以集中的方式投入到*府青睐的战略性行业和优先项目中去，无疑是过去数十年内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保障。
出于同样原因，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分配效应。例如，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府、资本和劳动等各个社会经济主体从中所得到的利益份额会大不相同。
苏州工业园区图片来自新华社
首先，在财*和金融支持下，各级*府通过产业*策、开发区和产业园建设、土地财*等方式从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之间挑选优胜者，招商引资，进行产业技术升级，但这必然使得部分产业和企业在优先获得稀缺资源，例如在信贷资源的分配中，国企尤其央企所拥有的优势就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既然这种发展模式依赖*府官员和官僚体系掌控并主导资源分配，再加上其同时作为社会管理者和法律执行者所具有的强势地位，*府本身会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分配中占据明显优势。事实上，学术界对分税制改革以来*府收入是否在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一直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