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之中,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复制链接]

弱国减“单位”，强国发货币

疫情席卷，当下危机的复杂度前所未有，已无法沿用超发货币的方式解决，无限量化宽松将面临需求、通胀与国家信用的三大约束。用“货币大洪水”来对冲疫情之下的经济问题，不仅效果有限，反而可能弄巧成拙——不仅进一步加剧经济脱实向虚，金融市场本身也将逐渐扭曲。

疫情冲击之下，伊朗发起了一场“货币革命”。年5月，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伊朗货币和银行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官方货币“里亚尔”改为“土曼”。新法案要求伊朗中央银行在考虑货币储备和对IMF承诺的情况下，以土曼重新计算汇率。法律还明确规定，里亚尔将与土曼一起保持两年的信誉，在此期间，将逐步收集旧硬币和钞票，并用新硬币和钞票代替。据了解，新的货币换算将变成1万里亚尔兑换1土曼。也就是说，里亚尔被抹去4个0，用新名字重新使用。一夜之间，伊朗人民的纸面财富大幅缩水。

其实伊朗给货币面值清零不是个例，年的俄罗斯、年的土耳其、年的委内瑞拉，都在恶性通胀的困境下，用改变币值解决货币流通问题。然而，换钞并非万能药，更多国家则是在货币清零后依然处于原地踏步甚至继续恶化的窘迫境地。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诸多国家深陷“印钞—货币走弱—通胀风险—实际利率降低—资产抛售—货币进一步贬值”的恶性循环，不论币值如何改变，始终是治标不治本。

典型如土耳其，21世纪初，土耳其通货膨胀导致里拉严重贬值。到年年底，里拉对美元汇率达:1。年，土耳其议会颁布新法，决定发行“新里拉”替代“里拉”，新里拉与旧里拉比值为1:，于年1月1日正式流通。年1月1日，土耳其央行又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新货币“土耳其里拉”，以取代流通中的“新里拉”。年1月1日起，土耳其货币“里拉”退出市场流通，由新“土耳其里拉”纸币和“库鲁什”硬币取代。

更换的法币并没能稳定太长时间。伴随着土耳其和美国政治冲突升级，土耳其央行连续不断下调政策利率，里拉的实际利率已经处于负利率，这也是里拉持续走弱的原因之一。年，土耳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8个月内贬值超过40%即便是手段看起来更为高明的委内瑞拉，也仍难逃出通胀的泥沼。为了应对恶性通胀，年2月，委内瑞拉开始预售石油币，并在首次公布的白皮书中这样描述：“石油币将以委内瑞拉国内原油作为抵押，这是全球第一个主权虚拟货币。

同年8月20日，委内瑞拉宣布启用新货币“主权玻利瓦尔”替代原有货币“强势玻利瓦尔”，两者兑换比率为1:，而新的法币会锚定正式发行的虚拟货币石油币，定价为60美元或主权玻利瓦尔。然而，全球第一个主权数字货币显然又崩了，推出短短半年不到，石油币就大幅缩水至1:主权玻利瓦尔。据委内瑞拉相关机构统计，年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率仍高达.4%。由此来看，以货币改革来对抗通胀风险，一不小心便会得不偿失。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让长年依赖财政举债、央行印钞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危机瞬间暴露了出来，新兴市场等小国脆弱不堪，又无法通过货币国际化转嫁，便只能管制资本账户维持纸面汇率，通过货币更迭转嫁给本国国民。相对于弱国只能以货币清零这样的手段来抵抗风险，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则仍在开动印钞机，并将滔天的“货币洪水”通过货币国际化转嫁到世界。无论日本过去二三十年的情况，抑或年以来的美国和欧洲，物价指数与货币政策预期之间都出现了日益明显扩大的差别。

在年以后，全球主要央行开动印钞机，极大地推高了全球的债务水平。年10月，IMF在报告中预测，年全球政府债务将达到几乎与全球GDP（约90万亿美元）同等的规模，债务与GDP之比达到98.7%，创历史最高水平。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超过“二战”刚刚结束后的年（%），同时也远远高于年经济大萧条时期（80%）和年金融危机后（89%）的水平。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世界主要央行的行为事实上极大偏离了维护货币稳定的轨道。目前全球性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正在走向其反面，成为世界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年提出“直升机撒钱”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在50年后的今天，这个主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体使用。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世界主要央行纷纷降低利率并增加了债券购买，截至年10月，主要国家采取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旨在缓解疫情的冲击。当经济下行时，央行开启宽松闸门；当经济过热时，央行开始紧缩。即便发生大危机，央行也会实施“无底线”救市，将危机拖延、分散与转嫁。如此反复操作，世界似乎尽在央行之手。由此可见，弱国减“单位”，强国发货币，无论是伊朗的货币清零还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币，抑或是美国“战时级别”的救市计划，殊途同归，但凡货币超发，都要通过蒸发、转移或直接消灭货币来减轻自身债务。

“直升机撒钱”之后，恐怕不得不面对超级通货膨胀。不少分析认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的经济救济响应已经模糊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界限，全球面临通货膨胀危机。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表示，冠状病毒危机很可能会结束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势头，并预示着通货膨胀压力重新加速，有可能会超过各国央行的目标。无独有偶，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彭博电视接受采访时也说，全球经济走出防疫封锁的时候，可能将面临一场独特的“通胀型经济萧条”——一方面失业率飙升，另一方面政府拼命花钱支撑需求。

包括英国央行前官员查尔斯·古德哈特在内的经济学家，以及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投资者，都在怀疑在全球经济的废墟之下是否隐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无底线”救市，表面上救民于水火，实际上是公然上演最恶劣的贫富差距加大与财富转移。超发的货币由强国转移给弱国，弱国转移给民众，每一次货币超发都将引发大规模的财富掠夺。如今的贫富分化与20世纪存在显著差异：穷人与失业者获得更多生活保障；中产阶级纳税高、负债高，真实财富受到挤压；高收入阶层受益于资产泡沫，财富规模暴增。